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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第2页）

如果维辛斯基先生还活着，他会说：虽没有物证，但至少有被告的口供。

那么，让我们看一看霍尔茨曼在法庭上的口供和&ldo;布利斯托里&rdo;饭店的奇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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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茨曼确实曾是一个地位不高的托洛茨基分子，是斯米尔诺夫的朋友。

他是继奥利别尔格之后受审的，他受到斯米尔诺夫一身正气的影响，改变了过去完全认罪的态度，声明自己虽是托洛茨基组织的成员，转达过托洛茨基的意见，但并不赞成他关于恐怖行动的观点，也没有参与恐怖行动。

法庭和检察长虽然对霍尔茨曼的态度转变极为不满，但使他们感到欣慰的是，霍尔茨曼至少没有否定原来赋予他的托洛茨基的特使的角色。

可是，正好在这一点上，公开审判出了一个大纰漏，它当时几乎戳穿了整个公开审判的西洋景。

霍尔茨曼供称，1932年11月他因公到柏林出差时，与托洛茨基的长子列夫&iddot;谢多夫见面，将斯米尔诺夫托他转送的文件和以后联系的密码交给了谢多夫，让他转交托洛茨基。

第二次碰头时，谢多夫建议霍尔茨曼一道去见住在哥本哈根的托洛茨基。

霍尔茨曼表示同意。

为了保守秘密，不招人耳目，二人商定分别前往。

两三天后，霍尔茨曼坐火车到达哥本哈根，下车后径直到约定会面的布利斯托里饭店。

在饭店的前厅碰到了谢多夫，接着去见了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对他说，必须除掉斯大林，必须挑选合适的人去执行这一任务。

霍尔茨曼的供词见报后，托洛茨基立即声明供词是伪造的谎言，并通过外国新闻社要求苏联的法庭询问一下霍尔茨曼，他进人丹麦时用的是什么护照和护照上的身份和名字。

维辛斯基作贼心虚，懂得霍尔茨曼的供词是经不起调查的，而且他知道丹麦当局对出入境的外国人进行检查和登记的制度。

但是，霍尔茨曼从哥本哈根带回来的托洛茨基的密令，是阴谋集团恐怖行动藉以成立的基础，是不能允许否定的。

于是，维辛斯基和法庭对西方新闻界的质询采取了不予理会的态度。

当时，苏联实行新闻封锁，苏联人民是不了解这一争执的。

霍尔茨曼带着这样的供词于1936年8月25日，与其他被告一齐被枪决，含冤去世。

这一案子似乎成了&ldo;死无对证&rdo;的案子。

但是，丹麦政府的官方报纸《社会民主》于9月1日刊登了一个惊人的消息：&ldo;布利斯托里&rdo;饭店早在1917年就拆除了。

而霍尔茨曼却在这样一个已根本不存在的饭店进行他的间谍联络活动！

这一消息由世界各大新闻单位转载及随之而来的向苏联政府的质疑，使苏联当局十分难堪。

苏联当局面对事实陷入了窘境，便制造出一个补救的说法：霍尔茨曼与谢多夫会面的地点是布利斯托里咖啡馆，它距离霍尔茨曼下榻的叫另外一个名字的饭店不远。

可是，这一说法与霍尔茨曼的供词不符。

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iddot;琼组织了一个调查托洛茨基的罪名的民间小组。

这个小组仔细研究过&ldo;哥本哈根&rdo;事件后得出结论说，霍尔茨曼没有在那里与谢多夫会面，也没与他同去见托洛茨基，霍尔茨曼没在哥本哈根见过托洛茨基。

该小组查明，在1932年11月23日至12月2日期间，即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的那些日子里，谢多夫根本不在也不可能在哥本哈根，其主要证据有两条：一条是当时在柏林高级技术学校学习的谢多夫的成绩册、有校方签字盖章和教师签名的考卷、注有日期和签字的考勤簿。

它们证明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时他的儿子一直在柏林考试。

另一条是谢多夫给父母写的家信。

这些家信证明1932年11月23日到12月3日，谢多夫一直在柏林。

其中一封是他父母即将离开丹麦时他写的一封信：&ldo;尊敬的父母，你们在距离柏林总共只有几小时路程的地方还能呆一天半，可我不能前来看望你们！

德国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