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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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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无法禁止跑到国外的流亡者胡说乱写，怎么能为他们的言论负责甚至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呢？况且，托洛茨基在后来于1932年10月1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还对他的提法作了解释。

他说，&ldo;&lso;将斯大林搬开&rso;的口号并不意味着将他肉体消灭&rdo;（13）起诉书中以及后来在审判中，除了上述托洛茨基的话有据可查之外，关于托洛茨基所下达的实施恐怖行动的命令，就只有被告的供词了。

而被告的供词是内务部刑具的产物，是相互矛盾、站不住脚和经不起查证的。

起诉书中还说，&ldo;托‐季联合中心&rdo;成立的目的就是对苏联党政领导人实施恐怖行动。

内务部在侦讯中得到大量的供述，说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高尔基等市以及在红军中建立了许许多多恐怖组织，其目的是杀害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他们奉&ldo;联合中心&rdo;之命在各地策划恐怖行动。

1936年各地共有160名这样的恐怖分子被捕和被枪决。

现在，苏联法律机构已经查明，他们被审讯时受到了非人的刑讯和拷打，其中许多人即使受到非人的折磨时也没有屈服。

而且现已查明这些案件都是伪造的，遇害的被告都已被平反昭雪。

1932‐1935年先后侨居苏联的贝尔曼‐尤林、弗里茨‐达维德、莫&iddot;卢里耶和纳&iddot;卢里耶，也被起诉书宣布为被告。

他们与&ldo;托‐季联合中心&rdo;所谓领导人和主要成员根本没有任何接触，也被搞成了&ldo;联合中心&rdo;的同案犯。

他们都被指控为受托洛茨基派遣潜入苏联进行恐怖活动，但除了他们的破绽百出的口供外，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证据。

按照贝尔曼‐尤林和弗里茨‐达维德的交待，他们在1933年3月去苏联前曾在哥本哈根与托洛茨基会面，后者向他们下达了杀害斯大林的指示。

但是，经过查证，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时的来客登记簿上根本没有这2人的名字。

莫&iddot;卢里耶交待说，他1933年3月离开柏林前得到了托洛茨基关于杀害斯大林的指示。

到莫斯科后，他亲自向纳&iddot;卢里耶传达了这一指示。

纳&iddot;卢里耶交待说，他计划杀害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卡冈诺维奇。

翻看一下审问记录可以看到，莫&iddot;卢里耶在被秘密审讯时，曾经长时间地拒绝认罪。

纳&iddot;卢里耶1936年6月交待说，他1927‐1929年是德共党员，从1932年4月至1933年7月是莫斯科的托洛茨基组织的成员，但不赞成恐怖主义的思想。

在1936年7月10日审讯时，他的调子变了。

他交待说，他准备在莫斯科对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采取恐怖行动，后来他在车里雅宾斯克当医生时，又准备对奥尔忠尼启则和卡冈诺维奇采取恐怖行动，行动的时机是他们来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视察的时候。

纳&iddot;卢里耶还交待说，他曾经5次携带手枪离开车里雅宾斯克去莫斯科，希望侥幸碰见哪个党的领导人。

最后一次他的手枪连同皮箱被人偷走。

他还交待说，1936年他奉莫&iddot;卢里耶之命，试图在列宁格勒&ldo;五一&rdo;游行时杀害日丹诺夫。

此举所以未成，是因为他所在游行队伍离检阅台太远。

按照他的交待，他搞了4年预谋杀害中央领导人的活动，可是内务部门居然没有查出他的任何武器弹药和阴谋的蛛丝马迹。

起诉书甚至没有列出逮捕他的凭据。

很显然，不是因为发现他有谋杀中央领导人的嫌疑或行动而逮捕他的，而是逮捕他之后从他口中搞出犯罪的口供，并把口供作为证据的。

1936年8月15日，与起诉书公布的同一天，在《消息报》第二版右上角登出了一条简短的报道《在苏联检察院》。

它简要地报道了加米涅夫、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