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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章（第1页）

虽然唐朝那些年，以命写史的史官差不多绝种了，但他们毕竟是受过儒家文化教育的，他们的祖师爷孔子就是一位史学家，还专门写过一本《春秋》的史书，在这本书里，孔子创造性地发明了一种写史的笔法，这个笔法的特点是，看着没骂谁，其实连人家祖宗八代都骂了，看着没写什么，其实对方坑蒙拐骗的事情一件不落。

这种藏着说，拐着弯说的笔法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史官们继承并发扬了这种笔法，在写史的过程中，常常在史书的角落里，留下蛛丝马迹，然后等待着后人去发现，从而最终找到事实的真相。

而我们每一个翻阅史书的人都应该怀着一颗福尔摩斯的心，把翻阅史书当成跟前代史官们的一场智力游戏。

当认真去体会，仔细去揣摩时，那些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暗语便会一一浮现，告诉你那些尘封往事的真相。

真相只有一个。

杨文干事件同样如此。

首先，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也就是在史书中找到史官记录的破绽。

破绽在事件的处理上。

平定杨文干后，李世民兴冲冲地返回长安，准备找父亲李渊兑现支票，却发现一个让他郁闷的事情，原本说好要去蜀地过下半生的李建成又大摇大摆地回到了东宫，而原本应该进东宫的他没得到任何嘉奖，不但没得到嘉奖，还被李渊叫去，进行了批评，要他们兄弟之间注意团结。

然后，李渊下发了处罚通知书。

太子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以及天策府曹参军杜淹流放。

王珪、韦挺这两人倒不冤，身为东宫的人，竟然没给太子李建成起模范表率作用，活该流放。

冤的是杜淹。

杜淹，长安人，官宦之后，时任天策府曹参军，文学馆学士。

所谓天策府，是天策上将的府邸，而天策上将正是李世民，换句话说，杜淹是李世民的人。

这就奇怪了，板子怎么打到李世民部下的身上去了？据史书记载，在李建成被关在仁智宫帐篷里时，这位杜淹落井下石，请求趁机办了李建成。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也就提点可行性建议，不采纳就是了，也不至于流放。

更奇怪的是，李世民对这个处罚竟然没有半点抗诉的意思，反而默默接受了这个处理结果。

李世民不是这么好说话的人，他如此沉默只能说明一点：底气不足。

而底气不足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杨文干造反并不像史书记录的那样是李建成指使。

所有的案件，都有一些共同的要素，这些要素是动机、方式以及案件的影响。

我们将在这些因素中一一推敲，直到发现最终的答案，首先我们要观察的是此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