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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2页）

不信你问高洋，他说的。

我就信了，所以不急了，反正都能入，就不表现了，哪想她们还分拨，要不我也是第一批——都是高洋害的。

方枪枪顺嘴说，沿着语言的惯性说一句想下句，说到最后也说圆了。

自己也信了自己的话，柳暗花明地猛醒：原来我吃亏吃在这儿了。

这就不是别的问题，还得说我老实。

方枪枪心里登时充满真实的委屈：今后再不相信别人了。

那年我7岁，还没读完小学一年级。

世界在我眼里只是公共汽车一站地：公主坟——翠微路。

我以为天下都是一个挨一个的大兵营，男人都是军人，女人都是老师和医生，小孩长大了也都要参军。

我是少先队员、班旗手、学习委员、副中队长，三王。

学习成绩优异。

我不爱自己的父母，家庭观念也很淡漠，习惯集体生活，自己洗脸，自己刷牙，自己抢饭吃。

你可以说我很独立，很会察言辨色，打自己小算盘。

我的偶像是胡老师。

梦中情人是陈南燕陈北燕姐妹和吴迪。

但我一次也没有勃起，前一个只是单相思，后三个都曾追打。

没人跟我过不去，我也没有迫在眉睫的难事。

除了李阿姨那一脚让我吃过大亏，我的一切危险和生死考验都发生在梦和想象当中。

梦中的历险丰富了我的感情，使我变得少年老成、色厉内在。

我信仰共产主义，那东西很具体，是一个类似购物中心的大厦，有形形色色的饭馆、超市和游乐场。

每天黄昏放学，看到铺满金光的复兴路向东西两端无限延伸，就想那大厦正在这条路某—‘头搭建，我这辈子肯定赶得上建成开业。

那年从始至终，我的家乡公主坟一带都是一派无动于衷的太平盛世景象。

那时全球还没有温室效应这一说，北京的冬天很冷，大雪纷飞，我们经常踩着没膝的雪去上学。

教室里没暖气，只有一个烧着烧着就会自动熄灭的煤球炉子，我坐在后面穿着棉鞋也冻得要不停跺脚。

从那时起我的后脚跟就年年长冻疮。

教室窗户上结着厚厚的冰霜，屋外房檐上垂挂着长剑般晶亮透明的冰溜子，我们常常拼掉冰溜子的尖儿当冰棍吃。

我的耳朵也长了冻疮，最想有的就是穆仁智那种能套在耳朵上的毛皮护耳。

我有—顶“坦克帽”

。

那是民品厂仿军品生产的童帽。

说是坦克帽是儿童的误称，那帽子额头有两个铁皮风镜装饰更像战斗机‘飞行员的帽子。

这帽子冒充皮帽，其实是人造革，里面一层栽绒，戴上倒不难看，好像懂点技术似的，只是一点不保暖。

我的棉袄是件花棉袄。

说它花，是指补得五色斑斓，不是真有一朵朵美丽的花。

那是我哥哥穿小的。

我的罩衣和裤子也是我哥哥穿小的，袖口裤腿接了一圈圈颜色相近的布像铅笔的橡皮头，领子膝盖屁股这些老摩擦的地方还一块块钉针脚密实的大补丁，搁今天不用化装直接就可以上街要饭，准有人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