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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2页）

特别是在对待同类上。

动物之间的相互残杀，怎么可能比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杀更残忍更无耻呢。

两只猫打了起来，如果其中一只觉得另一只极无耻极残忍，就一定会说，你他妈的人类不如。

这种无耻与残忍在文革中已达极端了。

苏联的残忍要比中国式的残忍简单得多，大清洗，从肉体上消灭就完了。

中国式的则要先在人格上尊严上侮辱你、击垮你，游街、戴高帽、挂破鞋。

万人大会批斗，让你自己当众骂自己抽自己嘴巴，当众低头认罪，这要比从肉体上消灭更残忍。

王朔：我觉得，我们现在道德上的这点无耻，旧中国肯定很普遍。

很多人不喜欢这东西，要改变它。

所以中国模仿了苏联式的革命，苏维埃在当时提出再造苏维埃新人的口号，而且相信只有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才能塑造新人。

他是想从根本上改造人性，这种改造的出发点也许是基于理想的正义。

但他们从高尚的目的出发，不择手段地搞起来，最后制造的却是人间地狱和人性沦丧。

今天已经没人再信那套了，低调了。

回到一种基本的道德标准：做人只要奉公守法也就可以了，其他的私生活完全是个人的事。

老侠：中国传统的以行政干预个人私生活的那套，还没有死，谈不上复燃，现在的生活中还有大量的这种干预。

你要整人的时候。

治人的时候、约束人的时候、剥夺人的时候，一定有许多人看到这个就两眼放光，兴奋得摩拳擦掌。

王朔：它就会把道德呼吁很快转变成一种有效的行政监控和处罚，最后就是文化大革命时的某些东西的迅速恢复。

比如，通jian法就要确认通jian的发生，那就会溜墙根儿。

偷听、跟踪、小报告全出来了，居委会闲着没事的小脚侦缉队就有事可做了，或者不经你允许就进了你的家，突然进行搜查，男人与女人的交往会回到糙木皆兵的时代，最后那就所有的个人隐私都没有了。

而现在，刚开始有了一点点私人空间，大家能在一起聊些个人的东西，个人也能保住不想让他人知道的隐私，有了个互相尊重，进屋要敲门，旅馆里也不会突然有警察闯进来。

如果用性混乱作借口，在维持道德秩序的借口下恢复过去那一套，警察就会突然闯进来搜查，你还没法拒绝，没法保护自己。

老侠：现在它要想这么做也能做到。

一旦他想这么做，它才不管你是旅馆还是大街还是私人住宅。

王朔：所以咱们的生活中还有一种野蛮的力量，不是很理性或根本无理性的。

在有理性的地方，比如在美国，再多的道德呼吁也不会怎么样。

美国那儿有大量的人在道德呼吁，但它的不可怕在哪儿呢？在于它有一种理性、制度化的理性制约着，任何一种新的法律的成立，比如限制枪支呀，都要反复讨论多次，而且是就事论事，限定在特定的范围内，不会对其他权利造成威胁和侵害。

而咱们这地方野蛮的力量确实还存在，你给它一个借口，他就会东山再起。

我原来真以为是比较安全了，但是最近的一些事……就让你感觉会随时再来，你要稍不留神给它个借口，或者它自己制造个借口，咣当一下，这种野蛮的力量就会动员起来，到那时，全瞎。

还是有许多人愿意听它驱使，多数人是抗不住的。

对于它来说，不是在一个有限度的范围或理性的控制下进行，它这个东西一来，在扫荡这个的同时会扫荡很多别的，大多数人只能顺从……

老侠：它的确是这样。

你刚才讲到的那种感觉无论你采取什么姿态，痞子姿态也好，大众文化的腕儿也好，像现在这样向大众文化开战的姿态也好，都离不开这样一个大背景。

没有安全感是全体的，每个人都没有，像文革时，刘少奇，国家主席又怎么样呢？还不是说羞悔就羞悔，说赶下台就赶下台，说弄死就弄死了，他的命运并不比一个普通的平民好，有时还要比平民惨，比如批斗会什么的……

王朔：我不觉得刘少奇那么惨，更惨的最惨的还是平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