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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4页）

索尔仁尼琴曾就此指责过高尔基。

我觉得仅就这件事，无论他在一些细节上多么不合适宜，比如保护了某个知识分子啦，都是不可原谅了。

一个知识分子，世界知名作家，自称代表良知，自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你在这种大是大非的大节上一旦没有了做人的诚实的底线，任何小修小补皆于事无补。

罗曼·罗兰作为极权体制的极少的几个外来见证人，却在冷战时期知识界一片混乱时，居然隐瞒真相，一隐就是五十年，你的底线就没有了，再怎么辩解皆无用。

小时候读《约翰。

克利斯朵夫》还对他有点美好的记忆。

但一看了他那本五十年后才见天日的日记，这个人在我心中就被彻底pass掉了。

他死了，他的东西我不会再看一眼。

因为他做人已经没有底线了。

王朔：是不是也有的人是一时糊涂。

老侠：那是两回事。

一九四九年你糊涂，二○○○年再说糊涂受骗上当之类的就是借口了。

也有的知识分子会糊涂一时。

猛地碰上一种政治巨变，他就发蒙。

就像福柯，对西方的弊端看得那么清楚，诊断得那么准确，刺得那么锋利，但当伊朗发生宗教革命，霍梅尼在万众的顶礼膜拜中不费一枪一弹地坐上皇位，许多西方人谴责霍梅尼的政教合一的政权非人道，福柯却激动得为其辩护，还跑到伊朗去亲历那时候的盛况。

他的叛逆心理扭曲了他的判断力、洞察力。

还有我不理解的是，像福柯这么反叛的大哲人，法兰西学院那类地方是典型的知识权力的体制化，是他批判的对象。

他不该进那个学院，要那份荣誉。

但他进了，要了，而且在角逐这个位置的过程中，他对支持的人心怀感激，对反对的人恨在心里。

这太让我失望了。

还有海明威，就因为他请福克纳为他的《老人与海》写点什么，福克纳拒绝了，他就从此嫉恨福克纳。

人类的弱点是相通的。

王朔：从名利的角度讲，中国其实对知识分子的考验不太多，没什么大钱，几百万几千万的，也没什么大名，像布克奖、龚古尔奖、普利策奖、诺贝尔奖等等。

你看人家郭沫若郭老，有人说他晚年痛苦，我去他家一看，那是个王府呀，要我坐在王府中痛苦，确实不好意思。

要是在监狱中还说得过去。

在监狱里，那时候你要做出什么选择，说经过痛苦的挣扎之类我还信。

每个人必须身临其境地去选择，没有进去，你根本不能说站在监狱中如何如何……郭老在那么大的宅子，弄得像在监狱中似的。

反过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贱，这种下作就是天生的了。

现在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过分的威胁，也没有什么大利，他们仍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