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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3页）

其中有篇文章叫《先生意气》，夸了陈平原、张鸣、王岳川，这样的年轻学子，夸起人来就再找不出新词了，什么当代中国最杰出的文史家之一。

什么在老师夫妇的学术通信中，读出了一种心心相契的欣悦与温馨。

什么先生的既然曾经独上高楼，也已经望尽天涯路，知道坟场后面不一定是鲜花……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

什么先生的特殊魅力像先生给学生泡的茶一样，令学生闻香识先生。

什么在听王岳川先生的课之前却早已闻先生之名，先生不但课讲得满堂彩，让学生入迷，在睡大觉、读闲书、做白日梦的九十年代大学课堂，王岳川先生却第一次点燃了学生无精打采的眸子。

文章的结尾又上升到历史上的大儒和仁人志士的高度，以《论语》中的师生之谊和东林党人的一党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相期许。

这些优雅的肉麻之谀和他要剥钱穆的皮的凶狠恰成鲜明的对比。

他鞭尸的激烈、义愤已经在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谗媚中小丑化了。

对能够直接影响他命运的、在当前的知识界学院中如日中天的学者，他的底气全无。

他才二十几岁，这么小小的年纪，初涉文化界，却圆滑得如同历尽沧桑的商人或政客。

王朔：比我们刚出道时成熟多了。

刘小枫怎么样？这几年总听人提到他。

老侠：刘小枫与王岳川、王一川是北大的同学。

他主要搞基督教，很早去了国外，现居香港。

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的支点是西方的基督教，他以基督教为参照系，抓中国传统中的弱点还是挺准的。

中国传统中的人格弱点，很重要的原因是传统中没有一个超越性的绝对尺度，实用得很，一个民族、一个人，没有一种自律或他律的非实用尺度，就没有了底线，什么事都敢做，凶残虚伪且丑态百出。

西方文化，从圣·奥古斯丁开始，就为人的自我认识树起了一个绝对的尺度，正是在这一神学的尺度下，人世才罪恶重重，人性的弱点才能凸现出来，人才能反省自己，心存敬畏。

弗洛伊德的现代心理学，以及西方近现代关于人性之恶的各种理论，都来自这种神学中的原罪。

霍士说人对人是狼，萨特说他人即地狱，帕斯卡尔和蒙田也都以神学的尺度来论述人性的弱点。

休谟的观点最精彩，他说，人一进入社会、进入群体关系和政治生活，制度的设计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无赖。

人类在制度上所能做的，不是培养或塑造一种高大完美的善，而是尽可能地把人性之恶减少到最小的程度。

人类的制度不可能创造圣徒，但可以使人成为平凡的守法的讲道德的人。

防恶就是最大的善，相反，由柏拉图经黑格尔到以扬善为目的的制度设计中，扬善的社会实验所造成的恰恰是最大的恶。

凡是企图改造人性重铸新人的政治制度，所带来的只能是人性的普遍堕落，集权体制崩溃后的道德真空，恰是新人理想的必然结果。

王朔：我们这儿也有过重铸新人的试验，而现在，遍地是无耻。

老侠：刘小枫的基督教路数，从对中国传统的批判到对当代中国的批判。

但他还希望从传统中挖掘出打通基督教与中国传统的资源，他在《拯救与逍遥》中对屈原的论述就是此种尝试。

但我以为，中国文化中根本没有宗教情怀，没有神秘主义，无论是楚文化还是后来的儒道佛，皆是实用主义的。

屈原的《离骚》是把楚文化的巫术性神秘性纳入儒家的世俗道德的开山之作，他的诗中的神话成分，全部服务于君子美人和昏君小人的道德划分，什么意象代表正面的，什么意象代表反面的。

中国的史官文化的诗文，特别糟的一点就是：把远古的传说和神话中的有原始生命力的东西、神秘的东西都变成了一种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礼仪注释，结果丰富的象征变成了简单的比喻，男女的情爱变成了后妃之德，人与自然的搏斗变成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明君品德。

中国文人喜欢掉书袋子，引典故，那些典故都被先秦的史官文化注释成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彻底阉割了开放的多重性。

《离骚》在中国诗歌史上开了一个恶劣的文以载道的先例。

楚文化被儒化了，仙女被贞女化了牌坊化了，各种自然现象被道德化了。

从屈原开始，香糙美人之类，成为中国文人以诗发牢骚的最得心应手的写作技巧。

至于《天问》，则是中国知识人推卸责任的开山之作，问了那么广那么远的问题，无非是为自己的悲剧而追究外在责任，但就是不扪心自问：我应该负什么责任？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狂妄与自我美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还有人说《天问》中有科学的预言，这不就跟有一阵子说《易经》中有系统论、控制论、现代足球起源于中国一个德行吗？变着法强调，凡是世界上好的东西，我们中国古已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