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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蜷缩在我怀里小声说:“他们要动我的脑子,可是我就在那儿思想呀,他们要在我脑子上摸来摸去。
弄不好我就要傻了!
再也不会爱,也说不出有条理的话,也许,连你们都认不出来。
我可真怕……”
我听得心惊肉跳,好像这一切我都看见了。
我叫她别说了,我说这都不可能,可是泪水在我脸上滚,滴到她耳朵上。
她觉察了,跳开来看我。
她掏出一块手绢擦掉眼泪,又来给我擦眼泪,她慢慢地笑了,先是勉强地笑,后来是真心地笑。
她说:“我高兴啦!
你也高兴吧。
什么事也没有。
我有预感,什么事也不会有。
我会好好的。
高兴吧!”
她开始活泼起来,快手快脚地收拾东西,然后快活地说:“我刚才冒傻气了,我冒傻气。
你什么也别跟大许说。”
后来大许回来,她始终很高兴。
第二天我们送她上公路。
她高高兴兴地跳上汽车,在里面笑着对我们挥手,还临时编出个谎来,对我们说:“大哥、二哥,我很快会回来的!”
我说:“治好病回来。”
她说:“当然,当然,治好病回来。”
汽车开动了,她又探出头宋喊:“我好了咱们玩去啊!”
我们挥着手追着汽车跑,喊着:“再见,小红!”
她也喊:“再见!
再见!”
我们在家里等她来信。
我们焦虑不安地等着她的来信。
我和大许话都少了。
每天我们去干活都感到很不自然,好像少了一只手,或者少丁一半脑子。
每次回到家里,我都产生一种冲动,要到病房去问候小红,或者茫然地收拾起东西来想到那儿去看她。
晚上坐在屋里,我们不看书,连灯也不点。
我们在黑暗中直挺挺地坐着,想着小红。
后来她来信了,她——到昆明就写了信,可是信在路上走了五天。
她说她一到昆明就住进了医院,医院里条件很好。
她高高兴兴地把大夫和护士一个一个形容了一遍,然后说,马上要给她做血管造影了,是不是脑瘤做了以后就可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