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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章（第2页）

战争结束时，统帅把兵权交出，将领调往别的单位。

在这样的指挥机构下，再多的部队也是一群乌合之众，战斗力受到极大伤害。

3、为了防止胆大的武将心血来潮时屁股发痒，军队的统帅由文官甚至由宦官担任（如童贯曾担任河湟军区总司令官）。

文官担任统帅在现代化军队是一个惊人的进步，因为现代化战争需国拥有专门知识和大局观念；可在一千多年前的冷兵器时代，战争主要靠的是勇气和斗志，文官恰恰缺少这两样品质，在血雨纷飞的战场吓得不知所措是可以理解的。

更何况中国的文官知识面极为狭窄，除了儒家经典外什么也不懂（因为宋王朝以后的科举考试只考儒家经典），就更不用说懂战争了，因此文官队伍中几乎不可能出现什么军事专家。

看了《三国演义》和《水浒》的国民，也可能会说文官比武官更会打杖。

其实那只是小说上的描写，文官在战争中的作用被大大夸张了。

文官在后方出谋划策往往表现得很有见识，可统领军队亲临战场则是另外一回事，三国时期蜀汉帝国的谋臣马谡失街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蒙古帝国几乎没有什么文人，可蒙古军队的战斗力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宋帝国的军事体制被后世的汉人王朝忠实地继承下来，军队的战斗力也因此一直得不到提高。

（二）、绝对极权专制体制防碍了军队的临阵变通。

朱元璋得天下后，从中央到地方推行一套绝对极权专制体制，把行政权和军权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帝国的文臣武将只能秉承他的意志办事，没有任何决策权。

表现在战场上就是军事统帅必须事事向皇帝请示，小到战斗队形大到战略战术，都得请示皇帝并得到批示后才能执行。

那时没有现代化的通迅工具，请示并接受&ot;圣旨&ot;的日程少则一月，多则半年。

等到圣旨到达前线时，战况已发生了今非昔比的变化，原来的策略已不管用，于是又得重新请示

在如此多的束缚下，前线的军队要是真能有所作为岂不成了天下怪事。

（三）、汉民族内斗热情的加深。

众所周知，汉民族是一个热衷于内斗的民族。

与其说外族打败了汉族，不如说是汉族自己打败了自己。

世界上的民族多半是被外来民族打垮的，只有汉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被自己人打垮的。

尤其是唐王朝以后，汉民族的内斗热情一天天深化，到了明王朝时期则把自己斗成了一盘散沙。

外来民族之所以能以绝对劣势的兵力取得辉煌的战果，根本的原因就是汉民族的内斗助了他们一臂之力。

明帝国首先就是被中国人自己打跨的，然后满洲人才乘隙而入坐收渔人之利。

驻守山海关的司令官吴三桂为了战胜内部的敌人，竟然和全民族的共同敌人站在一边来对付中国人！

！

！

明帝国的&ot;边防长城&ot;袁宗焕被押赴刑场千刀万剐时，普通臣民也可能被糊弄，但帝国的高级官员不可能全部被糊弄，应该会有部分人看出这是敌人的&ot;反间计&ot;。

但极少有人站出来为袁宗焕申冤，因为他们嫉妒袁宗焕的战功和声望，巴不得袁宗焕倒霉，丝毫也意识不到正是袁宗焕的战功和声望，才保护他们继续安享荣华富贵。

袁宗焕这道长城一垮，他们就成了最卑贱的亡国奴。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尽管有四亿人的庞大数目，但这四亿人不能团结一心，形成的民族合力说不准只有几万人的力量，因此被两千多个洋人打得落花流水。

如果四亿中国人象满洲人在入关时期那样众志成城，别说两千多个英国远征军拥有洋枪洋炮，就是拥有原子弹也不一定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