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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3页）

压力、沮丧，加上可能因为天天目击惨剧，我们比其他人更需要欢娱。

人生能讲道理吗？一个爱嘲讽世事的芝加哥法医朋友就喜欢说：&ldo;什么了不得的，你会死，人人都会死，就算你死的时候还很健康，那又怎样？&rdo;

范德走到他桌后的咖啡机旁，倒了两杯咖啡。

他不知为我倒了多少次了，但从来不记得我喝黑咖啡。

我前夫也永远不记得。

我和东尼生活了六年，但他从来不记得我喝黑咖啡，吃五分熟的牛排，牛排的颜色不需要像圣诞节的色彩，只要带一点粉红就行。

更别提衣服的尺寸了。

我穿八号，我的身材几乎穿什么都行，但我受不了任何繁复的花样。

而他呢？他老是送我六号的衣服，而且带着花边，还半透明‐‐只适合上床穿。

他母亲最喜欢的颜色是春绿，她的尺寸是十四号，一堆花边是她的最爱。

她讨厌套头装，喜欢拉链。

她对羊毛敏感，懒得穿任何需要干洗、熨烫的衣服，憎恨任何带紫的颜色，视白色和米色为不切实际，绝不穿横条或卷花，但对那种超软皮衣则毫不在意。

她相信她的身材与褶子绝对无法配合，但偏好口袋，越多越好。

东尼替他母亲买东西时从未出错。

范德在我们两人的杯子里分别丢下整整一大匙奶精与砂糖。

他还是照旧不修边幅，又细又疏的灰发活像丛生的野草，宽大的罩袍上抹着一道道验指纹的黑色粉末，胸前染着墨水的口袋里鼓胀出一大蓬圆珠笔和签字笔。

他个子很高，四肢瘦长见骨，偏有个不成比例的大肚子，头形活像个灯泡，眼睛则是那种洗得透彻的蓝色，里面永远弥漫着思想。

我在这里的第一个冬天，有天傍晚他到我的办公室来宣布下雪了。

他的脖子上缠着一条红色的长围巾，套在耳朵上的则是一顶飞行皮帽，很可能是按邮购目录买的。

这是我见过最可笑的一顶冬帽。

我想他如果坐在一架一战时的战斗机里，一定如鱼得水。

在办公室我们就叫他&ldo;飞行的荷兰人&rdo;。

他老是忙忙碌碌的，楼上楼下奔来奔去，检验室罩袍在腿边挥来荡去。

&ldo;你看报了没？&rdo;他一边问，一边向咖啡吹气。

&ldo;全世界谁没看到。

&rdo;我没好气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