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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2页）

每一期杂志里都有冠着这类标题的文章：《艺术与理念的关系》《贝多芬晚期弦乐四重奏》《斯特拉文斯基与节奏》《舒伯特欣赏》。

这个协会成立后，短短几年之间，当西班牙进入第二共和国时期，在我和弟弟恩立克的协助之下，他们有了自己的音乐图书馆和音乐学校。

协会组建了自己的管弦乐团，成员全都是工人，于周日在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的其他工业中心举办音乐会，有时也在医院和监狱里演出。

其他国家的音乐家、乐评家和音乐学者纷纷前来调研这个协会及其举办的活动。

我的乐团为这个协会举办的音乐会极受欢迎，乃至于当我们开始在周间的白天举行音乐会，政府机关会暂停办公，以使工作人员能够观赏演出。

那时，该协会及其相关组织在加泰罗尼亚已经有好几万会员。

我常说，假如我想以该协会的会员发动一场革命，那么我们无疑能够夺取政权！

工人音乐会协会的成就带给我很大的快乐，比任何音乐事业更让我开心。

然而，在一战之后那些年里，加泰罗尼亚劳工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令我感到深深的悲痛。

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加泰罗尼亚工人失业和社会动荡的情形非常普遍。

许多人陷入饥饿，乞丐随处可见。

巴塞罗那和其他城市掀起工人示威和罢工运动，西班牙政府采取了严厉措施加以镇压。

将近两万名士兵被阿布德·克里姆[1]领导的原住民杀害，社会局势更加恶化。

反战声浪横扫整个加泰罗尼亚，处处都能听到民众要求“应负责之人”

承担责任。

越来越多的人坦言赞成加泰罗尼亚独立，认为加泰罗尼亚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

可是这换来的反而是里维拉将军的军事独裁政府，接下来那几年，更多压迫，更多人入狱，更多加泰罗尼亚爱国之士被迫流亡，这其中就包括如今已成传奇的伟大领袖马西亚上校，群情激愤。

音乐跟生活当然无法分开，我自己的思绪和工作无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气氛的影响。

我支持加泰罗尼亚自治，这件事尽人皆知，有一次，我被卷入一个几乎酿成全国性风波的事件。

引发此事件的是阿方索国王造访巴塞罗那时发表的演说。

那演说很不明智，他在演讲中自诩为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的继承人。

加泰罗尼亚人特别鄙视腓力五世，因为他在十八世纪剥夺了加泰罗尼亚许多古老的自由权。

阿方索国王的话激怒了巴塞罗那市民，我自己也深感不悦。

我想，也许他不明白那番话的指涉，也许他欠缺考虑。

那时，我还会定期前往马德里的王宫。

演讲后不久，在去王宫时，我决定把巴塞罗那的民怨传达给太后克里斯蒂娜，也想让阿方索国王设法修正他的错误。

可是当我提起此事，太后似乎根本没听我说了什么，只是迅速转变了话题，问起我的巡回演出和我的乐团。

离开王宫时我感到沮丧，并且有种不祥的预感。

过后不久，阿方索国王真的向加泰罗尼亚人民表现出和解意愿，说不定我跟太后谈话的作用比我所想象的更大。

王室宣布，国王和王后维多利亚（她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将参加该年度于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开幕仪式。

在抵达之前，阿方索国王捎信给我，说想来聆听我乐团的一场音乐会，并且希望曲目中能有我的大提琴演奏。

虽然我平常不会在卡萨尔斯管弦乐团的音乐会上演奏，但我还是设法安排，以满足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