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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章（第2页）

叛逃事件发生时，许多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有联系的人早已成为社会生活的显要人物了。

向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提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是一码事，而向一大批即将坐上常务副大臣的文职人员提出类似的问题则又是另外一码事了。

说句心里话，这是一次意志衰退的表现。

军情五处的政客和历届头头都害怕进一步的检查会引起新的叛逃事件，或又牵扯出更为难堪的有关英国政治集团的丑闻，这在五十年代被认为是一种无法接受的冒险行动。

要进行一次毫无障碍的调查，军情五处不可避免地要亮出它手中的牌，所有反间谍机关都会碰到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

如果要进行调查，就不得不冒着风险去接触和采访一些人，因此随着调查的加紧，泄密和被暴露的危险也随之增大。

这种矛盾在调查三十年代苏联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招募间谍的问题上显得尤其尖锐。

我们想要会晤的人，大多数仍然是牛津和剑桥知识分子小帮派体系中的一部分。

他们没有必要对军情五处表示忠诚，也不用对我们的行动加以保密，有关我们活动的新闻会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这是令人恐惧和不安的。

军情五处的各届头头面对这种风险，是永远不愿意去碰这个棘手的问题的。

我们选择了秘密调查的方式，实际上公开调查是更有成效的。

菲尔比的叛逃和布伦特、朗以及凯恩克罗斯的坦白，把许多保留的东西一扫而光，可是害怕英国统治集团出现丑闻这一点仍与以前一样尖锐。

霍利斯同意扩大d处三科，并交给它一项既简单而又战线漫长的任务‐‐回到三十年代去，查找档案，以便能寻找出至今仍在活动的间谍的线索。

对整个一代人进行审查，尽量清理出那些没有头绪的案件，首次为英国的情报部门提供一个准确的历史。

盖伊&iddot;利德尔退休后，常常回到办公室来玩，他对我说过一句话，我把他的这句话作为d处三科的指导原则：

&ldo;我敢打赌，在以后的十年里所抓到的间谍，其中百分之五十的人已在档案室里有了档案和线索，你可以根据这些档案和线索……&rdo;

我肯定地说得对。

我回想起霍顿，他的妻子告发了他；回想起布莱克，想起&ldo;狙击手&rdo;早就提供的有关布莱克的线索，想到菲尔比，还有布伦特。

这些都有证据存在，但没有进行不懈的追查。

也许最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我阅读了克劳斯&iddot;富克斯档案之后获知，富克斯被捕后，军情五处发现他的名字、共产党员的背景、甚至他的党证号码都记录在被军情五处在战争结束时所没收的盖世太保的卷宗里。

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负责审查富克斯的官员并没有得到这个消息。

可是，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一个名叫迈克尔&iddot;索波尔的官员也对富克斯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他在档案里写道：富克斯一定是个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