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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8点12分，我们驶入萨达姆国际机场贵宾楼，老朱让我先去占位子，他去找地方停车。

足足有二百多名记者挤在这里，在贵宾楼入口萨达姆像下的沙发上，横七竖八地躺了十几个摄影记者。

靠墙的地毯上，或躺或坐地黑压压一大片也是记者，偌大的一个大厅被香烟熏得雾气腾腾。

老朱用阿语向伊拉克人一打听才知道，德奎利亚尔还没有到。

我们俩趁机紧靠在一起坐在墙旮旯，昏睡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被人踩醒，一条大汉正从我身上跨过去，我的头又晕又重，使劲抓住一把椅子才站起来。

人流正涌向门口，我抄起这把帮我站起来的椅子冲向门口。

几十个人在门厅挤成一团，摄像机、三脚架、铝梯交叉在一起，骂声连天。

我用力将椅子按向地面，一步跨了上去，站在我下面的共同社近藤朝我连竖大拇指。

军警已封闭了出口，命令记者列队进入临时准备的另一个小会场，在那儿可以见上联合国秘书长一面。

我扔下椅子向墙边运动，紧贴着墙像壁虎一样往前蹭，直到摸着横在门口的铁栏杆才就地立定，像那些胆小的白人记者一样，俯首帖耳规规矩矩，表示服从命令。

就在军警集中注意力推揉一位西方电视记者时，我出其不意地迈起左腿跨过栏杆，几步小跑追上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一行。

尽管听到背后士兵的怒骂和追赶我的皮鞋声，我兀自佯装不知，紧贴着这帮贵宾往里走。

我知道这时没人敢开枪，即使他是神枪手，也不会来抓我，我后背上大写着中、英、阿文&ldo;人民中国新华社&rdo;，更何况身后还有上百名记者正等着出新闻哩，正是给中国露脸的时候。

不用说，我抢到了最好的位置。

美联社多米尼克在我后面好几排，他的个头只有1．70米，而我有1．83米。

可惜我的森帕克闪光灯总是充不上电，没弄几下胶卷又拍到了头，我用牙咬住照完的胶卷，用右胳膊分开身边的压力，再用食指和中指去掏摄影背心里的新胶卷，可刚到面前，被后面一冲，眼看着手中的胶卷顺着前边一位金发女郎的雪白脊背滑了下去。

我用牙缝挤了声对不起，艰难地再装上一卷新的。

完事之后，多米尼克问我怎么样，我说&ldo;绝了&rdo;。

午夜12点，睡眼朦胧的老朱帮我找到伊通社，要求向北京传出这张照片，可他们表示此时已停止办公，急得我嗷嗷直叫。

经老朱提醒，我忽然想起我那位北大校友‐‐共同社的河野，还有他的摄影师大河源利男。

午夜1点，我们开车到了拉希德饭店，老朱一个瞌睡把汽车开上了人行道，饭店警卫紧跑过来，看看是不是驾汽车扔炸弹的恐怖分子。

共同社很是帮忙，大河源立即将我的底片装上美联图片传真机，河野帮我拨电话要北京，可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就是没有线。

联合国的全面制裁使巴格达成了一座孤岛，以往我与外界的联络全靠我那当传真员的徒儿袁满为报道战争在国际长途上&ldo;侃&rdo;出的一帮&ldo;女朋友&rdo;。

袁满是战争前夕惟一能从北京辗转香港、纽约要进巴格达的人，摄影部副主任林川为此在总编室会议上得意洋洋地称之为秘密武器。

但此时此刻，我开始怀疑袁满和他的国际娘子军是否也加入了联合国军制裁的行列。

老朱已经困得睁不开眼，坐在一旁不住地吸烟。

万般无奈，只好打道回府。

次日，我托撤退的同胞把这张传真照片被空运到约旦的安曼，在新华社安曼分社的协助下，终于传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