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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草动 余音（第1页）

我被这案子缠住了一年多，虽然我从来没有被逮捕，也没有被正式起诉，但我的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

fbi半明确半隐晦地告诉我，我现在案子里的角色是处于证人和污点证人之间，也就是说，可大可小，可进可退，弄不好我可以进几年监狱，也可以只须三个月的行为监管，而且不留案底，一切全看案件的进展和我的配合程度了。

在案件审判的过程中，我不得出国旅行、不得搬家、不得和案中牵涉人员私下联系。

那个fbi高个子说：“李先生，我想把话说在前面比较好，您的举动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所以不要给您自己再找麻烦。”

在这段候审期间，发生了几件事，咪咪的离婚官司在我没出庭的情况下被批准了，她获得了多多的抚养权。

在一个下午，两个法警陪她来我处取她自己的物品，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我俩都黑着脸，一言不发，两个警察虎视眈眈地盯住我，生怕我冲上去把她撕碎。

其实公寓里没太多的东西值得她再这么特地跑一次，最多就是些衣服、鞋子和小首饰。

事后我才想起，咪咪此行更主要的目的是最后看一眼我们的家，破碎却还有几分惆怅的回忆。

她最后出门前的一瞥：怨恨、留恋、决绝、伤心，还有那种曾经是最熟悉但现在疏远的人才能感到的，伤痕累累的亲情联系，在她和两个警察出了门之后，彻底地、永远地断绝了。

你说劳燕分飞，像我这种心地冷酷之人不会再把以前的夫妻情分放在心上，也不会关心离婚配偶的去向。

其实不然，我竖起耳朵捕捉一点一滴信息，对道听途说来的消息揣测了又揣测，心里从来没有真正放下过。

我想咪咪肯定是跟维克多住在了一起，具体结了婚没有我不知道。

他们搬离了旧金山，据说在达拉斯附近开了同样的一家珠宝店，但据说他们到现在还没有买房子。

我再也没见到过李黎，她在和我通完话的第二天就搬出了那幢公寓。

据我后来从房东处得来的消息，是一辆崭新的本田轿车来把她接走的，房东不怀好意地说，驾车的是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

我不甘心地四处打听李黎的行踪，我从心底深处觉得李黎并不是真心爱那个小伙子，我敢说我在她心里还有很大的份量。

只缘阴差阳错，我们之间产生了难以弥补的隔阂，但是，如果有机会，李黎也肯听我的解释和忏悔的话，也许她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但我所听到的消息却是她结婚了，老公在洛杉矶找到很好的工作，现在他们在帕萨迪那买了房子。

我曾经试着和她联系，通过江城的关系、熟人想取得她的电话地址。

但是，她家人讳莫其深，对任何上门打听的人一点口风未曾透露。

我只有寄希望于机缘，也许有朝一日，她会突然出现在我门口，什么都不用说，什么都不用解释，只要互相看进对方的眼睛，一切就澄清了，一切就明白了，一切也就忘却了。

你说你经过这么多粗糙的年月，情海翻波，遍体鳞伤，怎么还信这个？

我绷紧脸部的线条，盯住你，你在我的盯视下不自觉地后退。

人可以学坏，可以做恶事，可以无耻，但不能死心，死了心，你就是真正的猪狗不如了。

我知道你们读这本书之时，眉头一直蹙着，手指尖轻轻地拈着书页，生怕什么玷污了你们纯洁的世界观。

你们一直不停地嗤之以鼻：哼，你也配谈到情操？也配谈到希望？也配有女人爱你？也配让人善待你？哼，算了吧！

用道德的尺子来丈量一个活生生的人是最没意思的事，就像用一张大网来捞小鱼小虾一样，漏网的是大多数。

我今天把我人生中的琐碎写下来，并不是要炫耀，也不是设立道德准则，更不是要获得文学上的认可。

我只是想通过我的经历，指出人在事件中是如何地软弱，诱惑是如何地不可抵挡，我们是如何身不由己地被世俗卷裹着走，就如强劲的风吹来，原野上一片弯伏的植被一样，我们在历史的空隙中伸出头来，被风向所左右。

然后渐渐地干枯，在干枯之前把种子撒在原野上，然后，历史再一遍地重复……

这些真是多余的话，我既不指望你们会看我顺眼，何必啰啰嗦嗦来这么一通解释？只是，我不觉得你们处在我的位置时，会比我做得更好，也不会比我做得更差，太好和太差都需要一种特殊的素质，而我们都不具备。

我的生活中再也没出现过一个完整的女人，就如在战役中被击溃的师团，再也不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战斗，最多就是打打游击而已。

我觉得寻找女人最为干净利落的是付钱，银货两弈。

我并不一定是指妓女，我是说那种只为了互相方便，公平而互利的关系。

我在案件告个段落之际，去找过一次奥加，在脱衣舞厅中不见她人影，我枯坐了四个小时，眼前一片波峰臀浪，还是没有见到那张忧郁的面孔。

我出门时和舞厅门口拉皮条的老兄聊了一阵，提起奥加，他似乎有些闪烁其词，我塞了一张二十美元纸币在他手中，胖家伙凑近我耳朵低声道：“那个俄国女人死了，自杀的，老板不许我们对外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