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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度庐则在《虞美人》中写道:“人生”
“青春”
和“金钱”
,“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着的”
,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金钱又对一切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他所撰写的社会言情小说,深刻淋漓地描绘了“金钱”
如何成为社会流行的最高价值观念和唯一价值标准,如何与传统的父权、男权结合而使它们更加无耻,如何导致社会的险恶和人性的异化。
王度庐特别关注女性的命运。
他笔下的女主人公多曾追求自立,但是这条道路充满凶险。
范菊英(《落絮飘香》)和田二玉(《晚香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虞婉兰(《虞美人》)终于发疯,生不如死。
唯有白月梅(《古城新月》)初步实现了自立,但她的前途仍难预料;至于最具“娜拉性格”
,而且也更加具备自立条件的祁丽雪,最终选择的出路却是“回家”
。
这些故事,可用王度庐自己的两句话加以概括:“财色相欺,优柔自误”
(《〈宝剑金钗〉序》)。
金钱腐蚀、摧毁了爱情,也使人性发生扭曲。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他的社会小说正是通过写人,而使社会的弊端暴露无遗。
在社会小说里,王度庐经常写及具有侠义精神的人物,他们扶弱抗强,甚至不惜舍生以取义。
这些人物有的写得很好,如《风尘四杰》里的天桥四杰和《粉墨婵娟》里的方梦渔;有些粗豪角色则写得并不成功,流于概念化,如《红绫枕》里的熊屠户和《虞美人》里的秃头小三。
上述侠义角色与爱情故事里的男女主人公一样,也是现代社会中的弱者。
作者不止一次地提示读者,这些侠义人物“应该”
生活于古代。
这种提示背后隐含着一个问题:现代爱情悲剧里的那些痴男怨女,如果变成身负绝顶武功的侠士和侠女,生活在快意恩仇的古代江湖,他们的故事和命运将会怎样?这个问题化为创作动机,便催生出了王度庐的侠情小说,这里也昭示着它们与作者所撰社会小说的内在联系。
《宝剑金钗》标志着王度庐开始自觉地把撰写社会言情小说的经验融入侠情小说的写作之中,也标志着他自觉创造“现代武侠悲情小说”
这一全新样式的开端。
此书属于厚积薄发的精品,所以一鸣惊人,奠定了作者成为中国现代武侠悲情小说开山宗师的地位。
继而推出的《剑气珠光》《鹤惊昆仑》《卧虎藏龙》《铁骑银瓶》①(与《宝剑金钗》合称“鹤-铁五部”
)以及《风雨双龙剑》《彩凤银蛇传》《洛阳豪客》《燕市侠伶》等,都可视为王氏现代武侠悲情小说的代表作或佳作。
作为这些爱情故事主人公的侠士、侠女,他们虽然武艺超群,却都是“人”
,而不是“超人”
。
作者没有赋予他们保国救民那样的大任,只让他们为捍卫“爱的权利”
而战;但是,“爱的责任”
又令他们惶恐、纠结。
他们驰骋江湖,所向无敌,必要时也敢以武犯禁,但是面对“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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