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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有情（第2页）

我是有实际数据的。

“文化大革命”

中我一天早上看到一批侮辱性的大字报，到医务所量了量血压，低压110，高压170。

平常我的血压是相当平稳正常的，90～130。

我觉得卫生部应该发一个文件：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袭击式的政治运动。

开了不知多少次批判会，所有的同志都发了言，不发言是不行的。

我规规矩矩地听着，记录下这些发言。

这些发言我已经完全都忘了，便是当时也没有记住，因为我觉得这好像不是说的我，是说的另外一个别的人，或者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设的、虚空的对象。

有两个发言我还留下印象。

我为一组义和团故事写过一篇读后感，题目是《仇恨·轻蔑·自豪》。

这位同志说：“你对谁仇恨？轻蔑谁？自豪什么？”

我发表过一组极短的诗，其中有一首《早春》，原文如下：

（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杪，完全不像是叶子……）

远树的绿色的呼吸。

批判的同志说：连呼吸都是绿的了，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污蔑到了什么程度？！

听到这样的批判，我只有停笔不记，愣在那里。

我想辩解两句，行吗？当时我想：鲁迅曾说“费厄泼赖”

应该缓行，现在本来应该到了可行的时候，但还是不行。

所谓“大辩论”

，其实是“大辩认”

，他辩你认。

稍微辩解，便是“态度问题”

。

态度好，问题可以减轻；态度不好，加重。

问题是问题，态度是态度，问题大小是客观存在，怎么能因为态度如何而膨大或收缩呢？许多错案都是因为本人为了态度好而屈认，而造成的。

假如再有运动（阿弥陀佛，但愿真的不再有了），对实事求是、据理力争的同志应予表扬。

开了多次会，批判的同志实在没有多少可说的了。

那两位批判《仇恨·轻蔑·自豪》和“绿色的呼吸”

的同志当然也知道这样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

批判“绿色的呼吸”

的同志本人是诗人，他当然知道诗是不能这样引申解释的。

他们也是没话找话说，不得已。

我因此觉得开批判会对被批判者是过关，对批判者也是过关。

他们也并不好受。

因此，我当时就对他们没有怨恨，甚至还有点同情。

我们以前是朋友，以后的关系也不错。

我记下这两个例子，只是说明批判是一出荒诞戏剧，如莎士比亚说，所有的上场的人都只是角色。

我在一篇写右派的小说里写过：“写了无数次检查，听了无数次批判……她不再觉得痛苦，只是非常的疲倦。

她想：定一个什么罪名，给一个什么处分都行，只求快一点，快一点过去，不要再开会，不要再写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