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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六章 武帝政绩（第1页）

“刘彻坚持法治方针，对犯法的皇亲国戚也不纵容，不惜处死自己的外甥兼女婿昭平君[58]，并嘉奖提拔了逮捕自己另一外甥（异父姐金俗之子）的义纵。

但也有例外，如因倡优郭舍人巧妙求情而饶恕了自己的乳母（东武侯郭他之母，因家人犯法被迁徙边塞）。”

“为了强化法制，刘彻于元光五年（前130年）命中大夫张汤、赵禹修订律令，最终确立了汉律的框架，即律、令共计359章，死刑409条、1882事，死罪决事比13472事。

其中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强化了“见知故纵监临部主法”

的规定，即主管官吏故意放跑罪犯就与犯罪者同罪；同时“缓深故之罪”

，即放宽对官吏制造冤假错案的治罪。

由此引发了刘彻在位时期的严刑峻法和酷吏盛行之风。

刘彻还打击关东社会的豪侠，迁徙关东豪侠于关中、并族诛豪侠郭解，以促使汉律下沉到关东基层社会。

此外，刘彻在位时期，在董仲舒等人的推动下，实现了司法的初步儒家化，开启了春秋决狱的先河。”

“汉初以来，朝廷要职被列侯（一般为功臣或外戚）垄断，并通过“任子”

的方式世代为官。

刘彻则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大胆提拔人才，并量才任用，这种用人方针体现在他于元封五年（前106年）所颁求贤诏书（武帝求茂才异等诏）中。

他所提拔的人才中，不乏出身下贱或寒门之人，文有主父偃、卜式、公孙弘、儿宽、朱买臣、桑弘羊等，武有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甚至晚年还提拔了匈奴俘虏金日磾为顾命大臣。

后世班固称赞“汉之得人，于兹为盛”

，因此刘彻一朝所创造的业绩“后世莫及”

。”

“刘彻还从制度上完善人才提拔机制。

他大力发展察举制，在建元元年十月（前141年）、元光元年（前134年）、元光五年（前130年）至少三次下诏举贤良文学，得到董仲舒、东方朔、公孙弘、严助等人才。

元光元年十一月（前135年），刘彻下诏郡国每岁举孝者、廉吏各一人，后合称孝廉，使察举成为定制，孝廉亦成为察举制的核心科目。”

“刘彻在汉景帝削藩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削弱诸侯王的措施。

元朔二年（前127年），刘彻根据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可以“推恩”

将其封地分封给继承王位的嫡长子以外的子弟，并上报朝廷，由皇帝制定列侯封号，诸侯王无权废除或更改。

所分封的侯国归郡统辖，不得过问政事，仅收纳封地内租税。

[66]元狩元年（前122年）粉碎淮南王、衡山王的叛乱阴谋后，刘彻颁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贬抑诸侯国官吏为“左官”

，规定曾仕王国官吏者不得在中央任职；后者禁止朝臣交结诸侯、为其谋利。

经过刘彻的一些列削藩措施，诸侯王权势、封地愈益缩减，名存实亡。”

“刘彻推行“易正朔”

的政策，在任内对纪年方式、历法等进行了全面改革，影响深远。

文、景二帝时期，汉朝有“改元”

的措施，但未建年号。

刘彻即位后，亦每六年一改元，但即位三十余年来没有建号，而是用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等来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