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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神秘电话（第2页）

眉眉说如果我毕业后回家乡，她也回来，到老牌的省歌剧舞剧院或新组建的女子轻音乐团谋个席位。

窗外的桃花继续凋谢，五一节不远了。

我爸我妈听说我能在家多住几天可乐坏了。

我和我爸在酒精的怂恿下竞相抢话，手指头都碰上了，像一些会议主持人常说的，我们的“发言很踊跃”。

我们先谈了我的毕业论文，又谈了我的毕业作品，一个多月后，它就要在燕京音乐学院音乐厅上演了，一块儿上演的还有其他几位研究生的毕业作品。

我爸对我这部三国故事加上京剧、川剧元素的“合唱与乐队”交响曲寄予厚望，老实说创意就是他为我提供的。

一开始我并没多大热情，可越往后越觉得它有意思，可以弄出好多意想不到的东西。

我们爷俩儿已酒酣耳热，我妈还在厨房扎着亮黄色化纤围裙张罗下酒菜，抽油烟机嗡嗡作响，铲子和炒勺欢快地碰撞。

我又把话题扯到眉眉身上，告诉我爸，即将演奏我的作品的学院管弦乐团中就有眉眉，她打定音鼓。

“到时候您和我妈一定去北京看演出啊，瞧瞧她打鼓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我爸穿着我从北京给他买的紫色鸡心领毛衫，近视镜后微红的眼睛兴奋地闪光，又用右手捋了下花白的发梢，询问起她家的情况。

我说起来，她的有官方背景的经商的爸爸，在大学教书的妈妈，她已经更新换代过多少套价值不菲的架子鼓；等等。

这就到了节骨眼处。

当我告诉他眉眉姓亢，跟我们都是省城老乡，还打电话向她证实了几个情况，这时我爸忽然不讲话了。

我没看出火候，笑嘻嘻地对他说：“爸！

今儿我得把您喝桌子底下去，走一个！

”

我爸拉长了脸，把酒杯一推，起身让自己而不是那杯酒“走”了。

我和我妈（手里还端着菜）都傻在那儿。

我深信传统的说法：婆媳是一对天敌。

现在好了，我未来媳妇的天敌又加上了我爸。

事情同我爸读大学那段特殊的经历有关。

三十多年前，我爸的年龄和我现在差不多，不同的是，我的五年本科加上三年研究生都快到头了，他还在大学门外晃悠呢。

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高考也才恢复几年，好多被耽误的昔日的大学苗子都老大不小了，大多是返城知青，有些人比今天读博士后的人还要大。

但他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抓住了最后的机遇，我爸也是这些幸运儿当中的一个。

那个盛夏的夜晚，他从十几公里外的工厂穿着汗湿的跨栏背心骑车回到家，我奶奶把查分结果说给他，他一听，老天爷，铁定是考上了！

一下子蹦起来，大喊大叫（年久的红油地板訇然一响），还抱起我奶奶在地上转圈。

我奶奶已年近花甲，身体发福，但我爸是国营大厂的工人阶级，还有下乡知青的底子，工农兵三项里就差个兵了，抱她转几圈不成问题。

我奶奶见她最小的儿子这样快活，自己就更快活了，边笑边打他说：“这个臭小子！

快把我放下来！

我是你老大嫂哇？”

一九七九年，好多数字都跟七和九神秘巧合。

正是从那一年开始，全国统一高考的时间定为每年七月的七、八、九号（后来又改为六月）。

我爸的高考分数也跟七和九干上了，有四科的尾数都是九。

更奇的是，他的地理考了七十九点五分，政治刚好七十九分。

我爸所在的农业机械厂是有几千名职工的国营大厂，曾直属国家一机部，生产的东方红-28马力胶轮多用拖拉机享誉全国。

厂里有好多考生，发榜的时候，教育科墙外长长的大红纸上写满了人名和各科成绩。

我爸在看榜的脑袋中间从下往上寻找自己的名字，最后扬起头。

他考了全厂第一名，成绩超出文科分数线三十多分，超出第二名的成绩也是三十多分。

人人都在打听这个林一木是哪个车间或哪个科室的，有一个女青工惊呼：“这家伙政治考了七十九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