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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口烫头年师傅第1章（第2页）

做学徒。

“老杨理发店”

那时还不叫这个名儿，它甚至没有招牌，二十平方米的地方，只有一个大门朝西开。

客人来了得等座，人来人往多是熟客。

店里提供泡了茶的印花搪瓷杯，偶尔也有花生米，一屋子街坊邻居聊起天来，你一言我一语，话题天南地北，轻不牵涉各自短裤内衣的颜色，重不问候对方记忆中凶悍的老母亲，家国天下事，话头一起，总能得到两句附和，似乎在这里，不管是批判谁家不爱洗碗的老头，还是同情哪个又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国家，都会显得很有参考性。

“老杨理发店”

那时的店主老杨是这一片街区的剪头技术骨干。

老杨平时喜欢分析国际形势，偶尔也下象棋，年过七十收了年晓泉这么个徒弟，就又多了个跟人炫耀自己“后继有人”

的乐子。

他的妻子郑老太太是当年把年晓泉从车站捡回来的人。

郑老太太年轻时是工人，一辈子热爱劳动，嫁给老杨之后，成了金锣巷的风纪检查员以及吵架委员会会长。

老太太在金锣巷江湖地位颇高，一片街区的婚丧嫁娶都与她有关，前后忙碌几十年，男同志见到她下意识都要搂紧裤腰带，如果不是后来查出恶性肿瘤，她不得不退出江湖，年晓泉兴许还能被她培养得更像样一点。

年晓泉跟着老太太来金锣巷时刚满十七。

老太太把她当半个孙女养活，一个月开出工资六百多，包吃包住。

年晓泉住的地方在小店楼上，一间五六平米的杂物间，左边一张木板单人床，右边一张樟木小桌，推开窗是后巷豆腐西施的吆喝，关上窗是对门小姑娘练习二胡的靡靡之音，间或带上几声小夫妻的争吵，抑扬顿挫，是夹杂英文的。

那时候首都北城正要举办奥运会，潭城作为省会城市，居民的学习热情也分外高涨，大家为表现自己的博学好客，吵起架来，也都很负责的懂得加上两句鸟语。

老杨两口子鸟语说的不好，所以就时常需要向高中毕业的年晓泉请教。

祖孙仨到了晚上，围着餐桌抬头看，电视里放的是歌舞升平的新闻联播，桌上摆的是红泥火炉的家常菜色，打眼一望，就像一家人一样。

年晓泉跟老两口住了小半年，个子又往上冲了三四厘米，十七岁的姑娘，身高直逼一米七三。

老杨对自己这个关门弟子很是看重，倾囊相授。

直到第二年入夏，郑老太太病情恶化，他才不得不离开潭城、带着妻子去了北城治病。

老杨走之前关掉理发店，把年晓泉很是郑重地交到了儿子小杨手里。

小杨四十来岁，子承父业，也给人剪头。

但他工作的地方可比金锣巷洋气多了——在城北一家高档美发会所。

会所不是能让人放肆的地方，那里不提供泡了茶的老搪瓷茶杯，也没有人高声聊天，上那儿剪头的客人一般叫做消费者，剪头的师傅也并不叫师傅，端庄一点喊老师，亲切一点叫托尼。

杨托尼早些年去过海外，回国时娶来一位日本媳妇，个矮头圆，胸大如斗，老杨和郑老太太将这位儿媳视作洪水猛兽，三人梗着脖子大吵一架，之后来往渐少，只剩下些年节假日的疏离问候。

郑老太太没看完自己心心念念的奥运会就走了，她去世后的第三年，老杨也跟着离开。

杨托尼送走两位老人，决定跟着妻子去日本生活。

那时潭城的房价还不高，年晓泉知道他没有再回来的意思，便借钱把“老杨理发店”

收过来，在外面挂了个招牌，一行字言简意赅，漂亮大方，算是给老杨当初那一句“后继有人”

，赋予了一个体面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