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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岁月（第2页）

克林顿还谈到，美国本来可以庆祝冷战结束、经济起飞的，“可是，我们正以别的国家不能容忍的速度浪费着我国最宝贵的资源——年轻人。”

看来克林顿也有忧患的时候，他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

当近年来中国的媒体充斥着大腕、大款、明星、富翁富婆的种种新闻，人们先是被深圳的大款与北京的大款斗富，一时性起竟摔掉了四万元的茅台酒惊讶；然后是广州开吃黄金宴——以金箔包裹食物吞而食之，并有文章举出中医药中黄金作为微量元素有药用作为佐证，似乎我们真的到了吃黄金的年代了。

公款吃喝每年吃了1000个亿，这是报章上屡见不鲜的一个数字。

1993年的头5个月，公款购车耗去的人民币是145亿元。

又据《中国日报》1993年8月5日报道：北京各大饭店每天倒掉的吃剩下来的珍馐佳肴为10吨还多！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8500万农民年人均收入不足300元而不得温饱，其中的2700万人则在绝对贫困线之下，也就是说年人均收入不足200元，为当代中国的赤贫者。

我们还有500万学龄儿童因贫困而不能上学！

民谣云：一屁股坐掉一幢楼，一顿饭吃掉三头牛，一包烟抽掉五斤油，吃了喝了还有礼品，分到房子还管装修，民脂民膏搜刮尽，花花银子如水流。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万不可小看了民谣，民谣中有民意、民气、民风、民怨、民忧。

中国的老百姓对各种各样的公款吃喝实在是已经到了莫可奈何的程度，这里说的是公款吃喝，也就是说慷国家之慨、以人民的财产来一掷千金的吃喝，与别的吃喝无关。

由此可知，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的老大难间题，难就难在一方面有七八千万人吃不饱饭，另一方面却是愈演愈烈的吃喝风。

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挥霍公款变成桌上美味的，同样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像中国的领导人那样，苦口婆心地反反复复地教育自己的官员应该怎样去“吃饭”

，甚至有过明确的“四菜一汤”

的规定。

有统计说，从60年代至今，政府部门下发的有关禁止大吃大喝的文件达120多份，1988年以来的类似文件便有30多份，那是货真价实的红头文件，却被货真价实地糊弄过去了。

到了1992年，每年1000亿的公款吃喝打不住了，奢靡是无底洞，又深又黑，据香港报刊消息.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说，仅1993上半年，政府部门和各级国营企业单位的“公款招待吃喝玩乐的应酬费就超过了1100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加不少”

。

香港《联合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对比大陆国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挥霍浪费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去年，大陆人均全年生产总值只有300来块美元，与香港人均台湾人均相比，悬殊甚大。

而去年每个农民的全年平均收入还不到800元人民币，还有9000万农村人口收入更低，许多贫困山区的儿童，在危房中坐砖地上课或因买不起课本而退学失学。”

有关评论还指出：“半年吃逾千亿元的现象，显示了权力不受制约的腐败，部分由于结构性的体制使然。”

也许是世纪末情结的关系吧？世界被忧患笼罩着。

发达国家的恶梦永远是经济衰退及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如暴力犯罪、吸毒贩毒等。

科尔或许是更为典型的，在他领导的经济实力可以独步欧洲的国家里，他却在为德国人的独创精神和进取精神担忧，并及时地告诫了他的民众。

从1993年炒来炒去的新闻中，中国人看不到忧患，而是发了还要发，快了还要快，然而肥皂泡总是会散去，忧患却像山一样沉重。

仅仅从经济而言，我们的忧患是双重的，一则中国为贫困而忧，二则为奢靡忧。

扶贫和希望工程在点燃人心中还没有泯灭的良知和希望；腐败的瘟疫仍在得意地横行。

笔者从真正的贫困者中录下几则剪影，实在是想提醒国人：那是你我的同胞，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

报载：浙江北部山区一农户，因为母女两人争穿一条短裤，竟使女儿走上了绝路。

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至今仍有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无上衣可穿，贫穷把她们变成了“天体主义者”

。

海南岛五指山，有的山区农民年收入不足200元，一生中半年的主食是木瓜。

四川大巴山区的农民为了给孩子们上学付几元钱的学费，不得不到集市上出售自己的口粮。

四川凉山地区一个少数民族农家，土木结构的房屋内人畜混居，小阁楼上堆放的干草便是一家人的“被褥”

，墙角的土豆便是食粮。

“两根木头一个窝，三块石头架口锅”

，这是他们生活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