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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9 章 荆扬相衡（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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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书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应在谢安之右，而安入掌机权，愔优游散地，常愤邑形于辞色，由是与谢氏有隙。

是时朝廷方以秦寇为忧，诏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谢安以兄子玄应诏。

超闻之，叹曰：“安之明，乃能违众举亲；玄之才，足以不负所举。”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六》

孝武帝太元二年，公元三七七年。

无论对于朝廷、谢家还是桓家来说，这一年，都注定是非同寻常的。

就在这一年，东晋最关键的两大势力圈——荆州和扬州，进行了又一次的权力调整。

此前，由桓温引起的势力倾斜于是年十月始不复存在，自此，长江上游——荆州——桓氏、下游——扬州——谢氏，这一相对平衡的格局正式建立，东晋局势亦赖之渐趋稳定。

然而这次，促成这一格局重新确立的关键性因素，却并非谢安的刻意谋划，而是荆州刺史、征西大将军桓豁的死。

自从桓温死后，桓冲和桓豁就成了整个桓氏的两个重要支点。

尤其是位于荆州的桓豁，更是堪称桓氏主心骨一般的人物。

荆州是桓氏势力的重心所在，桓冲有赖桓豁坐镇荆州大本营才能从容待在下游的姑孰，而无后顾之忧。

而今桓豁一死，荆州无人，桓氏动荡，群龙无首。

桓冲便不得不放弃姑孰，离开下游，火速赶回荆州主持大局。

在此前不久，桓豁曾主动上表，将兖州刺史朱序调回上游桓氏势力范围内的梁州，改任其为梁州刺史，坐镇襄阳。

桓豁这么做，自是考虑到桓冲离开徐州之后，朱序作为桓氏旧将，无法久居其任。

但是桓豁此举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便是他已敏锐的察觉到，苻坚在拿下长江上游的梁、益之后，已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长江中游的重镇——襄阳，

襄阳西接益梁，北去洛河，地势险峻，水路畅达，为南北交通枢纽。

就像阻隔在秦、晋两国之间的一堵堤坝，襄阳如果完全被秦国控制，那么秦军就会像洪水一样，以高屋建瓴之势淹没整个东晋。

所以桓豁不得不抢在苻坚正式对襄阳下手之前先做部署。

但是无论如何，长江下游桓氏势力的全部撤出，为谢安从容部署下游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眼下，对于谢安来说，组建新军的两个条件之一：徐、兖二州已经具备，接下来要考虑的就该是用人问题了。

于时，司马曜也正苦于秦寇不断骚扰边境，广下求贤诏，欲寻有能力镇御北方的良将。

这对于谢安来而言，正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

谢安此前之所以一直未把谢玄从桓豁的征西府调回来，除了因为顾虑桓豁之外，还考虑到谢玄的资望，怕贸然将他安插进要职会招人非议。

而今朝廷征将，谢玄若能趁这个机会被司马曜亲封为将，主持镇御事宜，那便用不着谢安出面刻意安排，一切也就名正言顺、水到渠成了。

谢安于是不失时宜的将谢玄从荆州调了回来，欲亲自举荐谢玄应诏。

但是，即便是司马曜求贤在先，如谢安这般自己举荐自己亲侄子的做法还是犯了忌讳，因为这很不符合东晋一朝逊让谦退、无欲无为的士风。

所以王羲之在得知此事后，立即致书谢安，力劝其借后父王蕴之口推举谢玄，千万不要亲自出面，以免遭人谗毁。

然而谢安却并未采纳王羲之这一好心的建议，因为他知道，以他现在所处的位置，无论借谁之口举荐谢玄，毁谤之言都会如期而至。

既如此，倒不如正大光明，直截了当。

事实证明，谢安的想法不错。

当他在朝堂上当着司马道子和众大臣的面亲口说出谢玄名字的那一刻，议论、鄙夷之声自是不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