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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红答说,“我早就看中了,离这里不远,闹中取静,花木扶疏。
可惜你要走了,不然我领你去看看。”
“这回不行了,我明天一早就得走。”
龚定庵考虑了一会儿,暗地里做了个决定,起身说道,“明天中午,我请顾千里陪你去看房子。”
燕红有些困惑,房子是早已看好了的,也早就想迁居了,只为与龚定庵一见倾心,终身有托,因而当机立断,尽快移家。
原是自己安排好了的已成之局,何用顾千里陪着去看房子,莫非顾千里说房子不好,自己就得打消原意?
她不知道龚定庵另有想法:他认为燕红既然表示“花间好住”
,是为了守候他会试的捷报,那么她迁居的一切费用,便须他来筹措,说请顾千里陪她去看房子,实在是请顾千里来为他经纪其事。
回到自己船上,已是黎明时分。
龚定庵连衣服都来不及换,便写了一封信,关照阿兴说:“你到顾老爷那里去一趟,说我有极要紧的事跟他商量,最好马上能来。”
顾千里也是待朋友很至诚的人,接到信息,即时便随着阿兴来践约。
龚定庵将他昨夜与燕红会面的情形,细细说了一遍,随即郑重请托。
“千里,我只知道她对那座房子很中意,其余的情形,房主是谁,她是买是赁,一概不知。
我的意思,最好典下来。
还有件事,恐怕要费你的心,请你设法借几百两银子给我,让燕红付房主作为定金。
我在杭州等你的信,典价多少,我一起汇寄给你。”
“给你垫几百两银子,倒是小事。
不过,”
顾千里说,“燕红何以匆匆做此决定?她迁居以后,是算‘摘牌子’从良了呢?还是另构香巢?这些,先都要弄清楚。”
“我没有问她。”
“这就是你糊涂了。
如果是前者,你当然义不容辞;倘或移居以后,仍旧开阁延宾,你想想,你替她出钱营香巢,算啥名堂?”
“她已经说过了,她迁居是为了等我。”
“果然如此,也还罢了。
不过,内中恐怕还有不得已的缘故,等我去看了再说。”
“拜托,拜托。
不过,千里,你说还有不得已的缘故,请问,那是什么?”
顾千里迟疑了一下,答说:“我是瞎猜的。
你等我的信好了。”
回到杭州不久,龚定庵接到顾千里的信,道出了燕红急于迁居的一段内幕,原来从她急于择人而事的消息一传,毛遂自荐的人很不少,却无一能够入选,甚至有的自惭形秽,只见过一次面便知难而退。
唯一的例外是个姓杨的,行二,苏州府属的昭文县人,父亲做过一任道员,因案休致,算是在籍的绅士。
杨二本人进过学,风度翩翩,而且颇有文采,燕红的意思倒有些活动了,但就在论及嫁娶之际,她才发现杨二是个武断乡曲,什么包漕米、把持地方公益事业、包揽诉讼、欺侮孤儿寡妇等等,凡是歪秀才所做的坏事,此人无一不做。
燕红自不免失望,但亦不无庆幸之感,幸亏及时看出杨二的原形,得以悬崖勒马。
但杨二却不放过她,经常登门,或者打茶围,或者请客打牌摆酒。
既然悬牌应客,自有门户中的规矩,纵然不喜此人,却不能不勉强应付,杨二却渐渐不能忍耐了,一再向她们母女催问从良的条件。
而燕红也觉得支吾不下去,私下忖度,只有杜门谢客之一途,因而才悄悄去觅新居。
就在这时候遇见了龚定庵,在燕红的感觉中,恰如绝处逢生,死心塌地赋了那首《摸鱼儿》明志。
“伊人新居,清幽绝伦。”
顾千里在信中这样写道,“房主刘姓,姑苏式微世家,久慕文名,闻为兄所营金屋,亟言无不可商量。
弟言于薛氏母女,照兄所示,与房主议定,典价五百金,以三年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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