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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8页）

其次“辫子兵”

的军纪，实在不堪领教。

北方不甚清楚，在江南的，见闻较切，都认为“辫帅”

一旦得势，纵兵殃民，是必然之事。

此外都还有一种若有似无的隐忧：张勋如果成了大事，六朝、五代的篡弑相寻之祸，恐不可免。

这些有形无形表达出来的意见，对徐世昌是鼓励，更是警惕。

静中熟虑，认为复辟这件事的做法，宜暗不宜明，宜静不宜动。

随机应变，因势利导，进则别创一番事业，退亦可保眼前的富贵，最为上策。

因此，对于复起的府院之争，采取观望的态度——府院之争复起，是由于对德宣战问题。

这原是早就存着歧见的，段祺瑞一直在等待有利时机，展开有利的行动。

这年——民国六年二月二日，德国发布海上封锁通牒，实行无限制的新潜艇政策。

中立国的船舰在公海航行，亦遭受到极其严重的威胁。

段祺瑞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

，决定在对德宣布绝交后，继以对德宣战。

黎元洪在事先已看到这一趋势，特为策动副总统兼江苏督军冯国璋进京调停，因为冯国璋在这年元旦，曾通电京内外大员，呼吁总统信任总理，总理秉持大政，参众两院力持大体，希望消除总统府、国务院及国会之间错综复杂的争端。

黎元洪认为他的立场，应该是可以争取到段祺瑞的尊重的。

由于这一次府院不和的原因，主要是对德政策。

因此，黎元洪在冯国璋到京以后，特地举行了一次“外交特别会议”

。

除了段祺瑞、冯国璋以外，被邀的还有徐世昌、王士珍，以及梁启超、荫昌。

梁启超是赞成对德宣战的，而且冯国璋进京担任调人，亦是由他所建议，因而被邀与议。

荫昌是旗人，不但是留德的前辈，而且是有名的德国通，德语精通到市井之言亦无不熟悉，因此早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庚子拳匪之乱以前，发生“胶澳事件”

时，协助翁同龢、张荫桓办理对德交涉，便已崭露头角。

他做过袁世凯的侍卫长，袁世凯之亲德，据说他具有相当的影响力量。

这样一位专家，在外交特别会议研究对德政策时，他的发言，当然会受到相当的尊重。

结果，做成一个保守的决议，等于维持现状。

段祺瑞在这件事上，又受了一次挫折。

当然，段祺瑞是决不会放弃他的主张的。

经过智囊的研究，认为在外交上可以先做对德绝交、继以宣战的准备工作。

于是拟了一道致驻各协约国公使的电令，转向驻在国政府磋商中国与德绝交的条件。

换句话说，就是向对德作战的各协约国探询：中国如果加入协约国方面，出兵打德国，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尤其是日本，正以参战需要军事物资的理由，在进行借款。

这道电令非正式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对于借款谈判，是有帮助的。

但是黎元洪拒绝发布这道电令，理由是此事须得国会同意。

段祺瑞大怒，即日提出辞职书，而且不等批准就专车出京回天津了。

这件事，当然是黎元洪做得过分了些，所以经过热心人士一番奔走，而且由冯国璋到天津劝驾，在保证黎元洪一定合作的条件之下，段祺瑞终于回到了北京，照旧到院办公。

复行视事的第一件公事，便是曾遭黎元洪拒绝照发的致驻各协约国公使的电报。

第二件公事是给国会的咨文，提出对德绝交案，参众两院，都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

但等政府在三月十四正式宣布对德断绝邦交以后，各省表示反对，或者要求政府保持中立的通电，纷至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