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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史学（第2页）

《新书·隐逸·孔述睿传》：为史馆修撰，重次地理志，本末最详。

可见国史亦有志。

高宗后，起居郎记注失职，则史事原本，又有所谓时政记者。

《新书·百官志》云：贞观初，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

《旧书·杜正伦传》：贞观二年（628），拜给事中，兼知起居注。

每仗下议政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

其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殿。

若仗在紫宸内阁，则夹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笔，皆即坳处，时号螭头。

高宗临朝不决事，有所奏，惟辞免而已。

许敬宗、李义府为相，奏请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对仗承旨，仗下与百官皆出，不复闻机务矣。

长寿中，宰相姚建议：仗下后，宰相一人，录军国政要，为时政记，月送史馆。

然率推美让善，事非其实。

未几亦罢。

而起居郎犹因制敕稍稍笔削，以广国史之阙。

起居舍人本记言之职，惟编诏书，不及他事。

开元初，复诏修史官非供奉者皆随仗而入，位于起居郎、舍人之次。

《旧书·李乂传》：开元初，特令乂与中书侍郎苏颋纂集起居注，录其嘉谟昌言可体国经远者，别编奏之。

乂时为黄门侍郎。

及李林甫专权，又废。

大和九年（835），诏入日，起居郎、舍人具纸笔立螭头下，复贞观故事。

案姚请撰时政记，事在长寿二年（693），见新、旧《书·传》。

《旧书·赵憬传》：贞元十二年（796），憬对延英，上问近日起居注记何事？憬对及时政记。

上曰：“君举必书，义存劝戒。

既尝有时政记，宰相宜依故事为之。”

无何，憬卒，时政记亦不行。

《李吉甫传》：元和八年十月，上御延英殿，问时政记记何事？

吉甫对云：“姚修之于长寿，及罢而事寝。

贾耽、齐抗修之于贞元，及耽、抗罢而事废。”

案《新书·宰相表》：赵憬、贾耽，皆以贞元九年五月相。

憬十二年八月薨，耽，永贞元年十月薨。

抗以贞元十六年九月相，十九年七月罢。

盖憬虽受命而事未及行，至耽、抗乃行之也。

《吉甫传》又载宪宗问不修之故。

吉甫对曰：“面奉德音，未及施行，总谓机密，不可书送史官。

其间有谋议出于臣下者，又不可自书以付史官。

及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闻知，即史官之记，不待书授也。”

此为时政记或作或辍之由，亦不尽由于时宰之畏忌也。

《穆宗纪》：长庆元年四月，宰臣崔植、杜元颖奏请随日撰录，号圣政记，岁终付史馆。

从之。

事亦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