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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第2页）

且身临前敌，居于适宜指挥之地，乃一将之任，万乘之君，初不必如此。

孙权虽富有谋略，实仍不脱其父兄剽悍轻率之性质，观建安二十年攻合肥之役可知，此其所以必居金陵。

若宋高宗，则初不能自将，居金陵与居临安何异？

小国寡民之世，则建都之地，要争出入于数百里之间，至大一统之世则不然。

汉高祖欲都洛阳，留侯说：“其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不如关中，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制诸侯。”

此乃当统一之初，尚沿列国并立时代之习，欲以都畿之地，与他人对抗，故有此说。

若大一统之世，方制万里，都在一个政府统制之下，居长安与居洛阳，又何所择？

然则政治及军事的指挥，地点孰为适宜，必计较于数百千里之间，亦只陆恃马力，水恃帆力之世为然。

【明初为什么要建都南京呢？那是由于其起兵之初，还没有攘斥胡元的力量，而只是要在南方觅一根据地，那么自濠州分离别为一军而渡江，自莫便于集庆（元集庆路）。

太祖的取天下，其兵力，用于攘斥胡元者实少，用于戡定下流之张士诚、上流之陈友谅者转多。

胡元遁走以后，南方之基础已固，又何烦于迁都？论者或谓明之国威，以永乐时为最盛，实由成祖迁都北平使然，此亦不考史实之谈，论其实，则永乐时之边防，实较洪武时为促。

明初，北方要塞，本在开平（今多伦），自成祖以大宁畀兀良哈而开平卫挚孤，宣宗乃移之于独石，自此宣、大遂成极边。

明初胡元虽退出北平，然仍占据漠南北，为中国计，欲图一劳永逸，必如汉世发兵绝漠，深入穷追，然度漠之事，太祖时有之，成祖时则未之闻。

其后有也先之难、俺答之患，中国何尝不都北平？

自中国历代兵争之成败观之，似乎北可以制南，南不可以制北，故论建都之地者，多谓北胜于南。

而同一北方，则又谓西胜于东，汴梁不如洛阳，洛阳不如长安，此皆以成败之原因，一断之于军事，而言军事之成败，则又一断之于地理形势，殊为失实。

只有黄梨洲所见能与众不同，他在《明夷待访录》上说：“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故不能与之争胜。

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

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

千金之子，仓库匮箧，必身守之，而门庭则以委之仆妾，舍金陵而弗都，是委仆妾以仓库匮箧，昔日之都燕，则身守夫门庭矣，曾谓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欤？”

他知道天下之“重”

，在财力，在文化，而不单在兵事，其识可谓胜人一筹。

古人言治，首重风化。

欲善风俗，必有其示范之地，以理以势言之，自以首都为最便，故京师昔称首善之区。

昔时论建都者，多注重于政治军事，而罕注重于化民成俗，有之者，则惟汉之翼奉，唐之朱朴，宋之陈亮。

翼奉当汉元帝时，他对元帝说：文帝称为汉之贤君，亦以其时长安的规模，尚未奢广，故能成节俭之治，若在今日亦“必不能成功名”

，他主张迁都成周，重定制度，“与天下更始”

。

朱朴，当唐末亦说“文物资货，奢侈僭伪已极”

，非迁都不可。

陈亮当宋高宗时，上书说：“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二百年之间，人物繁盛，固已甲于东南，而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一以讲礼乐于其中，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干戈之余，而钱塘遂为乐国矣。”

窥其意，宴安鸩毒，实为不能恢复的大原因。

三家之言，皆可谓深切著明，而陈亮之言，实尤为沉痛。

有谋国之责者，倘不视为河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