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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者的态度（第3页）

然而，现在玩票、白相的文学家，实占作家中的最多数。

这类作家露面的原因，不属于“要成功”

，就属于“自以为成功”

或“设计成功”

。

想从这三类作家希望什么纪念碑的作品，真是一种如何愚妄的期待！

一面是一群玩票、白相文学作家支持着所谓文坛的场面，一面却是一群教授，各抱着不现实愿望。

教俄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还缺少托尔斯泰，教英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无莎士比亚，教德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不能来个歌德。

把这两种人两相对照起来时，总使人觉得极可怜，也极可笑。

实则作者的态度，若永远是票友与白相人态度，则教授们研究的成绩，也将同他们的埋怨一样，对于中国文学理想的伟大作品的产生，事实上便毫无帮助。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

地去做。

作家的态度，若皆能够同我家大司务态度一样，一切规规矩矩，凡属他应明白的社会上事情，都把它弄明白，同时那一个问题因为空间而发生的两地价值相差处，得失互异处，他也看得极其清楚。

此外“道德”

“社会思想”

“政治倾向”

“恋爱观念”

，凡属于这一类名词，在各个阶级，各种时间，各种环境里，它的伸缩性，也必须了解而且承认它。

着手写作时，又同我家中那大司务一样，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工作下去。

必须要有这种精神，就是带他到伟大里去的精神！

假若我们对于中国文学还怀了一分希望，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学家态度的改变。

那大司务处世做人的态度，就正是文学家最足模范的态度。

他应明白得极多，故不拘束自己，却敢到各种生活里去认识生活，这是一件事。

他应觉得他事业的尊严，故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快乐，不因一般毁誉得失而限定他自己的左右与进退，这又是一件事。

他做人表面上处处依然还像一个平常人，极其诚实，不造谣说谎，知道羞耻，很能自重，且明白文学不是赌博，不适宜随便下注投机取巧，也明白文学不是补药，不适宜单靠宣传从事渔利，这又是一件事。

一个厨子知道了许多事，做过了许多菜，他自己就从不觉得他是个怪人，且真担心被人当他是个怪人。

一个作家，稍稍能够知道一些事情，提起笔来，把它写出，却常常自以为稀奇。

既以为稀奇，便常常夸大狂放，不只想与一般平常人不同，并且还与一般作家不同。

平常人以生活节制产生生活的艺术，他们则以放荡不羁为洒脱；平常人以游手好闲为罪过，他们则以终日闲谈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

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

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

从这类人成绩上有所期待，教授们的埋怨，便也只好永远成为市声之一种。

这一代的埋怨，留给后一代教授学习去了。

已经成了名的文学者，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

希望他们同我家大司务老景那么守定他的事业，尊重他的事业，大约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现在可希望的，却是那些或为自己，或为社会，预备终身从事于文学，在文学方面有所憧憬与信仰，想从这份工作上结实硬朗，弄出点成绩的人，能把俗人老景的生活态度作为一种参考。

他想在他自己工作上显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那成绩的基础，就得建筑在这种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

假若这种属于人类的性格，在文学者方面却为习气扫荡无余了，那么，从事文学的年轻人，就极力先去学习培养它，得到它；必须得到它，再来从事文学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