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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苦乐之境我心从容（第9页）

锺书蛰居上海期间，买书是他的莫大享受。

新书、旧书他买了不少。

“文化大革命”

中书籍流散，曾有人买到“借痴斋”

的书，寄还给锺书。

也许上海旧书摊上，还会发现“借痴斋藏书”

。

藏书中，也包括写苏联铁幕后面的书。

我们的阅读面很广。

所以“人心惶惶”

时，我们并不惶惶然。

那时候，人心惶惶，大家都想往外走。

钱锺书曾随教育部访问团访问台湾，台湾大学想聘请他做教授，他没有答应；香港大学请他赴任文学院院长，他认为香港“不是学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为宜”

，也没有去；英国牛津大学则聘他为高级讲师，他又以“伦敦的恶劣气候”

为辞，没有去。

杨绛在《干校六记》里说：“我想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多条路不肯走呢？思想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

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

几十年后，杨绛在接受访谈时，再次被问到这个问题：

“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1949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内地的，为什么留下了呢？”

她回答说：“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

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

当时离开有三个选择，一是去台湾，二是去香港，三是去国外。

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

“我们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

你们这一代是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年就有多少个国耻日。

让我们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当然不愿意。

“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

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但我们不逃跑，不愿离开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

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

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

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家国心头爱，为伊消得人憔悴。

世上多少事，也许有理由，也许没理由。

有时理由也许很简单，有时理由却很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