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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独立纪念日（第2页）

案时，律师因不了解当事人（20岁）精神异常的情况，才为了向法官求情而叫他认罪。

尽管根据法规，非自愿性滞留精神病院的时间可计入最高刑期，但休梅克仍然坚持他的决定。

“我认为俄亥俄州的这个法规非常糟糕，”

他说，“我打算用比利的案例来质疑并推翻该法规。”

富兰克林郡的公共辩护律师库拉不相信这是休梅克做出上述决定的真实原因，因为像比利这个具有高知名度的案子，并不适于用来挑战法规。

“我认为这不合乎情理，”

他说，“也把我的意见告诉休梅克了。

他有他的看法，不过用比利这个独一无二的案例来质疑法规实在毫无道理。

他们完全可以找到很多其他的案例。

比利的案子非常特别，并非惯例，根本无法为其他案子提供借鉴。

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库拉后来又进一步阐述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另一个更好，”

他说，“也更合理的解释是，因为比利已臭名远扬，所以他变成了休梅克和一些权威人士眼中的一个象征。

比利挑战了制度，所以他们要惩罚他。

比利也是一个可以用来实现政治目标的人物，就像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一样。

于政客而言，他是一个最容易攻击的目标，对媒体也一样。

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解释，为什么媒体和政府官员都喜欢通过攻击比利来获取利益。

因为这样做能引起公众的兴趣，能帮他们获得选票、增加报纸的发行量。

事实就是如此。”

库拉用拳头击了一下手掌：“比利是在与许多强势的敌人抗争。

一个有精神疾病且拥有多重人格的人会遇到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比较多疑。”

他笑着说，“不过，如果他们真的在追着打你，就算不上多疑了。

比利显然就是他们的目标。”

得知马丁法官将比利转往开放病房由卡洛琳医生治疗的决定后，休梅克给俄亥俄州中部精神病医院主管寄了一张新的拘捕令。

时间是1985年6月27日，其中部分内容为：

“我们授权并要求你拘捕、扣押威廉·斯坦利·米利根，将其拘留在适当的机构内，等候假释局的进一步行动。

以上为合法拘捕令。”

“由于违反了假释条例，该假释犯不得保释。”

医院COPH的主管哈钦森-柏丁（K.Huchinson-Bardine）以主治医生和艺术疗法医生的身份与比利谈了话。

她在1985年7月1日的记录中写道：他遵守病房规则，因而逐渐增加了他走出病房去慢跑、吃饭以及和他人一起散步的时间。

于是马丁法官同意让比利在几个监护人的陪同下离开医院治疗区。

监护人中的贝基（Becky）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位女研究生，比利在阿森斯“试验性外宿”

期间曾与她见过面，现在则由贝基定期到哥伦布市探望比利。

监护人中还有社工格洛丽亚·查斯特罗（GloriaZastrow）。

格洛丽亚和贝基详谈过，她觉得贝基很成熟、真诚。

贝基刚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打算找一份与儿童相关的工作，并希望从事运动心理学研究。

1985年7月10日，格洛丽亚在治疗进度报告中写道：“比利在失落时间，不记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健忘的情况令他很担忧；需要别人提醒和安排他的活动……”

卡洛琳医生向考尔医生询问他在阿森斯使用阿米妥钠治疗比利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