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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第2页）

看到这些，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一年前施韦卡特和朱迪竭力阻止法院和心理健康局将比利送往利玛医院。

然而，迫于俄亥俄州两位议员施加的政治压力，比利还是被送到了该医院。

核心人格比利在更为良好的环境中尚且有自杀倾向，我真担心他在那种地方会做出什么事来。

其他人格大多具有生存的技能，但唯一拥有出生证明的核心人格比利却有自杀倾向，14岁时曾企图从学校的楼顶跳下去自杀，那以后阿瑟和里根就一直让他沉睡。

我担心未融合的比利转到利玛医院后，可能会用自杀的方式来摧毁24个人格。

我的担心几乎成为现实。

比利转院后，我想去探视，但遭到新的主治医生（没有精神病医生资格证书）的拒绝。

他对我的请求充满敌意，或许是担心我会发现什么。

1979年秋天，利玛医院公共信息办公室组织公众参观该医院。

我报名参加，但不久便被告知林德纳（LewisLindner）医生拒绝我前往，还下令将我的名字张贴在所有的病房里，禁止我进入医院。

1980年1月30日，我收到比利寄来的几张字条，告诉我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与此同时，我还收到利玛医院一位患者寄来的信，该患者几天前曾与我通过电话。

敬启者：

与你通过电话后，我决定重写这封信。

我直奔主题吧。

比利的律师探望之后24小时内，比利从第五重症病房被转到了第九重症病房，因为那里防范更加严格。

转移决定是由“医疗小组”

在每天早晨的例会中做出的。

这对比利是个意外的打击，但他应对得很好……

现在，我只能在活动时间与比利交谈。

我发现比利承受的压力几乎到了极限，他说除非辞退他的律师，否则他永远会被禁止会客、写信和打电话。

他们警告比利别再有出书（作者写的这本关于他的书）的非分之想，监护人员还不断地羞辱他。

（因为帮助他出书，我也遭到了痛斥，这里的人不希望该书出版。

）

但愿我能帮上忙。

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尽管告诉我。

此致（名字隐去）

为保护他们的隐私，我隐匿或更改了一些人的名字，包括与比利同住一个医院的患者和与他关系密切的人、护士、看守和警卫人员，以及一些机构的基层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