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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揭露美军暴行（第6页）

李一氓同志愿意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秘书的工作，他要求对此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及向外联系问题给予指示，并请考虑给他一个助手和俄文翻译。

任务和方针问题，拟请郭老、稼祥、宁一等和他一起讨论一次。

行前请总理谈一次话。

干部问题，由稼祥和我同他设法解决。

当否请示。

汉夫

4月14日

于是，中国政府派李一氓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秘书，积极进行细菌战方面的国际动员。

李一氓派任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秘书以后，始终受到周恩来的密切关注，周恩来不仅专门过问李一氓在世界和平大会的工作任务和方针，而且亲自安排李一氓身边的工作人员。

李一氓到达布拉格后，亦定期向中央汇报他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的工作情况，并与在布拉格负责细菌战国际科学调查团组团工作的钱三强进行联系。

1952年5月下旬，钱三强接到郭沫若托李一氓从北京带给他的亲笔信，信中写道:

三强兄:

您这次做了很好的工作，总理、定一、同志们都表示满意，把您辛苦了。

我们的意见，望您待（带）国际委员会组成后一道回国，望您把这一任务彻底完成。

居里先生处我已有电慰问，今天李一氓动身，我写了一封信，托他带去。

您多留二三星期，我想对于居里先生也当是一种安慰。

余由长望同志面详。

郭沫若

此时，剑桥大学的李约瑟教授也表现出对美在朝发动的细菌战的强烈关注。

李约瑟是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生物胚胎学领域的著名学者。

李约瑟与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科学家一样，除了对科学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对政治、宗教、社会问题也有着广发的关注。

30年代，李约瑟秉持“科学的世界观赋予科学家其他公民所不能担负的特殊公共职责”

的信念，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在政治上同情社会主义，是英国工党成员，曾支持英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

他对鲁道夫?奥托普世基督教理论和马克思社会分析方法有着双重的信仰。

1952年中国在国际上提出对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指控后，李约瑟立刻敏感地联想到这件事可能与日本在二战时遗留下来的细菌武器有关，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

上次战争期间，我曾一度受命准备一份关于指控日本人在湖北和湖南省使用细菌武器的报告。

我虽然没有机会进行实地调查，但是有机会看到中国军医总署的报告并与该部工作人员谈过此事。

尽管我在一开始对此抱有极大的怀疑，但是最终的结论是日本人确实空投了含有感染鼠疫病毒跳蚤的容器，因此在通常并不发生鼠疫的地区引起超过150例淋巴腺鼠疫病例，大部分是致命的……

众所周知，战后已有英文文件问世的卡巴罗夫斯克审判已经证实日本人曾经从事大规模细菌战实脸，包括使用许多犯人实验。

并且于1940年至1943年之间在中国许多地区撒布过感染鼠疫的跳蚤。

尽管日本人从在华细菌战行动中获取的实际效果微乎其微，甚至并不具备军事价值，如果参考美、英两国自己承认的自战争以来花费在细菌战研发方面的巨大开支，我们似乎也没有理由去否认美国占领当局继续日本大规模研究的可能性。

毕竟很少或几乎没有卡巴罗夫斯克审判的科学领导人是掌握在俄国人手中。

据此，李约瑟判断美国可能在日本人细菌战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生物武器并试验性地使用于朝鲜战场，但是这一判断并无确凿的事实根据。

正当李约瑟对此犹豫不定的时候，4月25日，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成员杰克?加斯特和加拿大和平理事会成员文幼章从中国来到伦敦，他们在李约瑟的邀请下前往英中友好协会，和伦敦和平理事会发表有关细菌战问题的联合演讲，由李约瑟亲自担任演讲会主席。

加斯特和文幼章的演讲使李约瑟对细菌战问题的猜测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几乎就在这同一时期，李约瑟也收到他抗战时在中国认识的两名老朋友，病理学家、英国病理学会会员李佩琳和吴在东从中国的来信。

他们两人在信中告诉李约瑟:中国科学家“从解剖因染疫而死亡的我国同胞的尸体上，发现了我国从未有过的一种脑炎，这是在3月2日美机侵袭鞍山附近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美机在那里投掷了大量带病毒的蚊虫”

。

李佩琳和在东的来信使李约瑟对细菌战的事实更加确信不移了，事后他在其备忘录中写道: